一个真实的澳洲留学生辛(心)酸故事

在澳洲一家 711 兼职的时候。有一次因为我不愿给一个人赊加油的费用,他用英文世界最粗俗不堪的词汇,骂了我近半个小时。想着自己为了省钱连续吃了一个月店里打折的派,每天只能睡不到三小时,我蹲在前台的地上崩溃大哭,留学遇到难题?需要代写服务吗?

那个女人又来了。她穿着一身称得上破烂的连衣裙,搭配一条围巾,底下一条宽松的裤子。她脸上有妆,但骨瘦如柴,脸庞凹陷。

一周前,她站在玻璃门前,懵得快要入睡,但下一秒又精神亢奋、龇牙咧嘴。 我觉得她状态不对,报了警,警方发现她的包里有针管。

此时她推着婴儿车,车里躺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孩,偶尔哇哇喊两声,挥动小手。婴儿车的车头上零零散散地挂着各式杂物,还有不少吃完的食物塑料包装和哐啷作响的易拉罐。

我从大二开始在这家位于澳洲墨尔本 B 类郊区的 711 便利店兼职。所谓 B 类郊区,即离市中心比较远、地价比较适中,以住宅为主的郊区,房子均是三四层楼高。周围有两个学校,一个公园,一家养老院,以及尚在施工的工地,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而过。

由于附近没有大型超市,我就职的这家 711,便是当地居民能买到最多生活用品的地方,门外还有加油棒。因为靠近主公路,常有人在加油时遭遇抢劫或偷车,再一踩油门绝尘而去。

这家 711 便利店的角落,有一个发放政府补助金的 ATM,只在每周特定的时间可以领取,这吸毒的女人便是每周末排队领取救助金的一员。

通常,领完补助金的人都会在店里消费,带回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,面包牛奶等等。但她不一样,她总会挑拣一些蛮有生活品味的物品,比如咖啡的不同伴侣,口红,眼睫毛夹等。

这些物品在 711 的单价较贵,但她似乎懒得去更远的地方,就在货架间缓慢地挑选,安静又专注,有种落难名媛的气质。

女人经常跟老板赊上一包烟钱。老板没有拒绝过,反正下一周发补助金时,她还会来。但有次,她趁老板扭头找其他烟时,粗暴地将收自己已挑好的烟一把抢走,奔出门,那之后,我们店就再也不卖烟给她了。

这一次,女人靠近前台,双手撑住前桌。我清晰看见那凸起的手筋旁,有斑斑点点的针口。她有些讨好的眼色,像演独幕剧似的,说起自己怀孕的过程,说她在家跟老公一起研究素菜调整饮食习惯等等的话。

说话间,她时不时抽搐,浑身发抖,眼球神经质地转来转去。最后,她有些乞求地问,「嘿,老兄,可以让我再赊一包烟吗?拜托了。」

老板礼貌而坚定,只说了一个词,「no」。

她丧气地耸耸肩,推着婴儿车离开了,表情显得无所谓,既不受伤,也不愠怒,似乎只是跟朋友玩了把真心话大冒险。

在澳洲,771 属于一种便宜店,来店光顾的,大多是低收入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群。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零碎且重复。周一,吸毒的女人一定会来买烟;每天早上,一个喜欢晨跑的爷爷一定会来买报纸;周末,有强迫症和癫痫症的年轻男孩总会逡巡三周、呆上五分钟后只买一支可乐;还有一对英伦风穿着的亮眼夫妻,总来挑选打折商品……

偶有例外。一个常年运动装扮的白人老爷爷是常客,每次只来买咖啡,付款时仔仔细细地算钱,找零后,也会一个个硬币地点算。我从未见过他手上出现过大张纸币。但有一次,街区举办地皮拍卖会,我们店老板去竞拍,看见这位老爷爷也在现场举牌,出手就是几百万。

每个周末,老人院会有护工组织一群老人家外出散心,我们店便是他们自由活动的一站。护工们会分给老人家一些钱,让他们购买自己想买的东西。队伍中有位中国老爷爷,看样子是新来的,一直紧紧跟着大伙。

有次,这位中国老爷爷独自找来我们店,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。他走到我身边,像早就认识我似的,用英文结结巴巴地问:「你是不是中国人?」

我点点头。他换回中文,喃喃自语似的,小声说:「中国人要帮助中国人啊。」他手指发抖地将纸条递给我,问是否可以帮他打个电话。

店里规定,电话不能外借使用,但有充值手机卡卖。老爷爷却始终不愿用自己的手机,嘟囔着「打不了」,眼里盈着泪离店。好几次,他独自来店,都是如此。

终于有一次,老爷爷情绪激动,在店里哭了出来,重复着「中国人应该要互相帮助」的话。同为中国人的老板心软了,帮他拨了电话。

老爷爷提供的那个中国电话号码,是空号。拨不通,他便走了,但每隔几天又来到店里,接着找我们帮忙拨电话。几次无果,老爷爷眼泪流了一脸,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我们给他搬了一张凳子坐着,又递了纸巾。

他哭着说,不知道女儿是丢了,还是不要他了,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。过了一刻钟,他又站起来,嘟囔着「我得去找我的女儿」,往外颤巍巍地走了。

像这样的老人家,我只能凭碎片和细节去想象他的人生,猜测他女儿的下落。可能性有千万种,但可以确定的只是,下一次,他还会来,手里捏着那张几乎快要揉碎了的皱纸片。

在 711,每天都是由这样无尽重复的碎片拼成的,看似平静水面般的日子,却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波澜。

2013 年,我家破产了,但靠着啃老本,我还是勉强出了国。

我在单亲家庭长大。为了供我在澳洲完成学业,妈妈开始创业,赚到的钱几乎都给我交学费了。好几年,她都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

在大学,我学的是建筑专业。这是一个非常辛苦、但我发自内心非常热爱的专业。每次做设计作品,整周整周在工作室里抱团熬夜,调研,出设计,制图,做模型,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日常。

我们学院外围有各式各样的精品咖啡馆,咖啡俨然是学院的衍生文化。在墨尔本,一杯咖啡均价 3.5 刀(约等于人民币 17.5 元),但我买得最多的是 711 店里 1 刀(约等于人民币五元)的咖啡。711 咖啡的 logo 很明显,有时在工作室满满当当的咖啡纸杯中,我会有点不好意思,显得我很穷。

所以从大一起,我就开始找兼职。我在珠宝设计工作室打过杂,也做过模特,但这些都不是靠谱的兼职,还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。

711 的兼职,是一个姐姐牵线介绍的。姐姐家跟我家是旧相识,在同一时期,我们两家的生意受到同一个经济冲击,都破产了。她比我长几岁,出国更早,已在 711 兼职了好几年。大学毕业后,因为没有钱继续读研究生,她开始边兼职边找工作。我们一直住在一起。

在澳洲的学生群体中,711 的兼职算是一个美差。最低时薪工资 17 刀,略高于餐厅服务员等别的兼职,一个轮班工作七小时,一天,人民币五百多块就到手了,周末的时薪还会加到 25 刀。

一般来说,老板是哪国人,兼职就会找哪国人,印度和伊朗的员工也多,因为他们更吃苦耐劳。

我就职的这家店,老板是一对福建夫妻。他们都是在墨尔本学商的研究生,但专业没有做到出类拔萃,毕业后,就把店铺盘了下来。

便利店运营是一个充满细节,十分复杂的系统,产业链有很多门类。我们店几乎是全年无休,老板每天都要到店,没有社交圈子,忙得没有生活。澳洲的税收很高,他们的生活压力很重,要买学区房,要换车,要供孩子上学,还想要成为有钱人。

我从没见过老板和老板娘有任何一丝丝体现恩爱的举动,即使是譬如情人节这类节日,也从不庆祝。他们像一对冷冰冰的金钱搭档,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般地工作。

上岗培训时,我偷偷录下老板说的话,记住所有琐碎的细节,还将烟架上的烟单抄了下来,当晚背得滚瓜烂熟。

一切都是为了顺利上岗。培训结束,我如愿成了这家店迄今为止聘用的唯一一个女孩子。

店里还有个洗剪吹打扮的兼职男孩,每次都开不一样的跑车来上班。他性格孤僻,从不主动跟人说话。有次我问他,为什么要来 711 兼职,他只回了两个字,无聊。

对女孩来说,这是一份相当吃体力的工作。但相比其他学生,我赚到了更多的生活费。

作为员工,我需要讨好老板,好让他给我排更方便的班,但在心里,我始终保持警惕,害怕跟他有更熟的关系。

在顾客面前,他总是笑脸迎人,有求必答,好得几乎没有原则;对员工,他也积极解决问题,从不裁人。但一旦店里空了,他的脸便阴沉得令人不寒而栗,有点像《隐秘的角落》里的张东升,心思重得猜不透。

店里有张质感优良的皮椅子,旁边是一张简单的折叠椅。老板永远坐皮椅子,老板娘坐在折叠椅上。老板娘的叔叔是店铺原本的拥有者,唯有在他来店的时候,那张皮椅子才会暂时易主,被叔叔坐着。彼时,老板会忙上忙下地泡茶,老板娘陪着叔叔说话,那是唯一让我觉得,她也是这家店主人的时刻。

因为需要带孩子,老板娘不常来店里。偶尔来店里一趟,我和其他店员都发现,她眼睛旁有一圈深紫色,眼睛里都也有不明的紫色血瘀。这样的情况,每年都能见到。

我们谁也不敢问。是生病吗?是家暴吗?为什么总是眼睛?

细思极恐,我更加不敢跟老板接近了。

有段时间,澳洲的 711 发生了一件丑闻,作为连锁企业,许多店铺没有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发工资。事情闹得很大,711 被全澳抨击和抵制,而后,711 迅速创造了一个补发工资的系统,工作过的人都可以拿回被扣欠的工资。

我算了算,那对于我来说简直算得上一笔巨款。但这笔钱不光是从总部那里扣,也需要从雇主那里扣。

犹豫再三,我没有去要这笔钱。

在顾客心里,711 的员工大概只是一个工具人。我们累到直不起腰来,还是要笑脸相迎,「hi,how are you today?」

有的客人会用尽一切心思来使唤你。

比如一个老人院里的老人家,喜欢故意将咖啡打翻。

我每次,我都像在观看一个人拙劣的演技:先是身体微颤,咖啡再被假装不小心、但顺手地扔倒在地上。打翻咖啡,他还会装作一副很抱歉的样子。下次来,还是重演一遍,像一个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的小孩。

还有个常开着破车来买咖啡的白人,每次都要拿很多包糖塞进口袋。有次我跟他说,店里的糖也要付费。他生气了,在一杯咖啡里加了十几包糖,最后将糖包的废纸全扔在我身上,窜进车里开走了。

我决定再也不卖咖啡给他。他却开始讨好我,拿出钱包,给我看他妻子女儿的照片,告诉我,他是一个好人。一切都只是为了一杯咖啡,和几包糖。

我曾被用英文世界最粗俗不堪的词汇,辱骂过近半个小时,蹲在前台的地上崩溃大哭,只是因为我不愿给一个自称是「熟客」的男人赊加油的费用。

便利店售货是一份相当辛苦的体力活。七小时无休地站着,营算,上架,补货,以及服务。比如自制产品——咖啡,需要不断加豆,加奶,磨豆,倒渣,每过二十个人机器就会变得很脏。还有派、面包等食物,要算准加热时间再拎出来摆架。

每次上完班回家,我都会瘫倒在地很久,连起身倒杯热水的力气都没有。

相比我的同学和同龄人,我活得很拼。打工和不挂科,背后都是钱的压力。支撑我的,是对建筑专业的热爱,稍有空闲,我就会在家学习,几乎没有娱乐时间。

与我我同家庭背景的姐姐无法理解我。她学业勉强合格,毕业半年,还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。她总建议我多些出去玩,像她一样去约会,「靠你一个人,家里也没钱,想在澳洲留下来,很难的。」

谁不想约会呢,可我几乎没有结识男孩子的途径,除了店员和顾客。

有个五十多岁的大叔,每周末都来给我送午饭,煎牛排配蔬菜,还有水果拼盘。我吃完了,他还会回来收盘子。每次见面,他都像看见了一个喜欢得不得了的东西,变得拘谨,脸红红的,说出很直白僵硬的话:「你……你今天真美。」

一天,城市暴雨如注,街上空无一人。忽然,一辆火红色的摩托车停在了店门口,一个身姿挺拔的中年大叔翻身下车,走了进来。

大叔摘下帽子,露出一张干净清爽的华裔脸庞。他说,他的摩托车坏了,需要等人来拖走。

我们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。他是一个主厨,说话时,有一种缓缓道来的安稳感,眼神礼貌地停在我身上,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。他没有将我看作一个店铺里的工具人。

得知我学建筑,他还要看看我的学校作业的设计,说自己年轻时也喜欢画画,希望有天能办自己的画展。

「这样上班生活很辛苦吧?」他问。

我笑,「是啊,不过要熬住。」

见我一副疲惫的样子,他讲起自己好多年前移民来澳洲,从一个小厨师没日没夜地打拼过来,绘画的手变得满是刀茧和烫伤的疤痕,苦不堪言,但也熬了过来。

雨变小了,玻璃门外开始有零星移动的雨伞,过了一刻钟,大叔的摩托车也被拖车拖走了。

大叔离店不久,很快雨过天晴。一辆流线型的酷炫跑车,以一个迅猛的速度忽然在店门口刹住,没有停进划好的车位。我正恍惚,一个身穿精致西装的男人从车里走了下来。

是中午时在店里躲雨的大叔。他像要奔赴一场什么上流社会的交际会,跟几小时前比,头发梳得服帖,西装口袋放了一块叠得整齐的手帕。

他推门进来,递过来一张名片,扔下一句「有事找我」便转身走了。

跑车一个猛的倒车,向着主公路奔驰而去。我木讷地站在原地,开始想像他奔去的地方。

 

少数族裔在澳洲的就业情况,一直都不理想。

伊朗帅哥 Jam 是我们这家店里,唯一一个工作跟我一样认真的人。尽管穿着工作服,但他身姿挺拔,有股军人风范。听他说,他确实曾在伊朗服过几年兵役。

听 Jam 说,他的姓氏在伊朗当地算是一个名门望族,有祖传的地皮房产,从小到大不愁吃穿,家里还有帮佣。在伊朗,他读过本科,IT 专业,来澳洲后又重读本科,直到研究生毕业。现在他三十多岁,投过无数封简历,不知为何,全部石沉大海。

Jam 与妻子跟另一个伊朗员工合租在一间很小的公寓。他们都没有拿到在澳洲的居住证,尽管移民的分数已经攒够,但每次分配名额有限,他们运气不好,没排上。等两年的工作签证到期,就只能回国。

高中时,Jam 与妻子一见钟情,私定终生。妻子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,体态丰满,有一头长长的黑发,常穿着伊朗飘逸的服装。她正在学习英语,在一家餐厅的内厨帮工,现在,他日常与人的交流还是有点困难。

私奔来澳洲后,他们再也没有回过伊朗。尽管 Jam 已经几乎全职地在做这份工作,但有时候,妻子想买好一点的化妆品,Jam 也会羞愧于自己无法满足她。

虽然生活充满挫折,但对于他们来说,在澳洲,想干嘛就干嘛的自由很可贵。周末,他们会开室友的破车去海边,去公园,散步或烧烤。

Jam 和妻子积极的生活态度,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。

有段时间,老板需要一个能上早班的人。那时妈妈公司急需一笔钱周转,我将自己两个月的生活费都转了回去。所以,尽管我已经从郊区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市中心,仍然接下了早班的工作。

每天六点上班,我凌晨四点就得起床。那时临近学期末,期末的设计作业非常难,且工程量巨大。打工赚来的钱,不仅要解决吃穿用度,还要买昂贵的模型材料。每天,我都买 711 店里打折的派,原价 4 刀,打折后 2 刀。味道一般,但很抵饱,就这么,我吃了一个月。

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三小时,导致脸色青白,但依然逼着自己,打鸡血一样地做设计。

有一个晚上,我因体力不支从椅子上摔了下去,连带着桌子也翻了,一声巨响。同居的姐姐听到声音,跟她的朋友一起推开门,将我扶起来。看着她们跟惊慌的神情,我努力挤出笑脸,将她们推出门外,说,没事没事,就是太困了。

我在门内收拾藉一地的笔和模型工具,听见姐姐在外面低声说了句:「……我觉得我妹妹很可怜。」

第二天,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地去上班,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疼。

Jam 看我不开心,给我买了一个店里的小蛋糕,粉色的,上面有一圈奶油,里面有香甜的坚果。

我很感动,差点哭了,跟他说起最近的生活,和前夜姐姐的反应。他想了一下,目光坚定地说:「别人的同情心和怜悯,是一个战士不需要、也不应该去在意的东西。」

 

熬了二十几天的期末设计作业,最终,我拿了第一名。随后,我本科毕业,选择了回国。

我在北京实习,体验另一种更强维度的消耗和升级蜕皮。几乎每个月,我都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在公司。

在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,全球连锁的 711 门店,总会在不同的街巷拐角给我独一份的亲切感。这时候,我才发现 711 的强大,便宜,无处不在,无论什么时候,它永远亮着灯。

实习结束时,我预备回澳洲读研时,没想遇上了疫情。澳洲下了旅游禁令,必须在第三国隔离满 14 天才允许入境。

这又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旅费。我跟母亲说,要不我间隔一年,去找份有工资的工作。母亲很坚定,让我回去念书,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最终,我选择了费用相对便宜的国家,泰国。

再次回到澳洲,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,城市无人出行,学校的课程都变成了线上课程。之后不久,母亲突然告诉我,疫情冲击了公司,家里实在没有钱让我交学费了。

为了不失学,我向同居的姐姐借了学费。

我回国的这一年,姐姐交上一个香港的有钱男友。她终于辞去了 711 的兼职,也因为男朋友拿到了配偶移民的身份。一年内,姐姐男友的家里为他们在澳洲买了房,还买了一间房地产公司。

姐姐很满足,27 岁,已经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只是,她常常抱怨,男朋友不做家务,大男子主义,两家父母在一起时,男方家庭总是话事和主导的一方。

我只借了一门课的钱,这意味着,我将延迟毕业半年。我不好意思借更多的钱了。

疫情打乱了我在澳洲找到一份跟建筑相关实习的计划,工作室纷纷裁减人员或倒闭,连毕业一两年的学长们都找不到工作。甚至,学长也向我打听起了在 711 兼职的机会。

在 711 的兼职群里,排班表每周都会更新,从前的工友们几乎都还在里面。对我来说,那张白色的排班表,意味着一成不变、今日重复昨日的一种生存办法。所以,711 老板问起我需不需要排班时,我犹豫了几分钟,回复他,「研究生期间,我还是想更钻深于学习。」

母亲给我的生活费不多,我将自己的生活需求都降到最低。只吃自己煮的食物,喝速溶咖啡,严格按照要求闭门不出,口罩也就可以少用。衣服和化妆品的消费更是降为零。

但这种贫穷的清简,让我前所未有的感到平静。生平第一次,我不想让自己拼得太辛苦。我想,有余地的时候,人应该让自己更快乐一些。

我想起之前在店里避雨的那位大叔,想问候他近况如何,但翻箱倒柜找了许久,我也没找到那张名片。